对于在外汇市场投资的人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找出或掌握外汇市场波动的一些规律。由于政府之间政策协调失衡也是外汇市场波动的原因之一，人们就可以从现有的政府间外汇政策协调中，找到外汇波动的某些趋势。应该承认，工业国家之间汇率政策的协调程度高，则外汇市场波动的幅度就相对减少。
工业国家在经济政策上的彻底协调就是政策的同步性，它要求所有国家在经济衰退时采取较一致的扩张性刺激措施；在通货膨胀上升时，采取一致的紧缩性政策；而在需要采取混合的政策时，各个国家也能配合一致。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稳定外汇市场，又不影响利率、贸易条件和供求关系的水平稳定。
由于各国奉行的经济哲学不一致，各国的经济需求也不一致。货币紧缩对一国有利，对另一国可能造成衰退；财政扩张对一国能刺激经济，在另一国可能引起通货膨胀。
因此，完全同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可能维持很长时期，但在短期内却是可行的。而经济的互相依赖性也要求工业国家在汇率政策上进行协调。
由此可见，工业国家的政策同步性便可成为我们判断外汇市场走势的一个标志。如果汇率与长期汇率出现巨大偏差，或某种外汇连续猛涨或猛跌，我们就不但要判断工业国家的政策情况，而且要注意判断有关国家经济政策的同步性，而且可以从政策同步性的持续长短中寻找答案。
例如，如果德国的高利率使马克持续坚挺，而美国的低利率又使美元十分疲软，那么，只要德国没有减息的打算，而美国也没有加息的期待，美元对马克疲软的情况就会维持下去。如果德国有减息的打算，而美国仍然没有加息的打算，则两国政策至少向趋同的方向发展，这会使美元对马克的汇率上升。反之亦然。
如果德国有减息的意图，美国也有加息的意图，则马克对美元的汇价会迅速下跌，由于这种情况反映政府政策趋势的改变，经常会在外汇市场上导致马克对美元汇价的过分下跌，使美元坚挺，直到两国货币政策出现趋同的征兆或趋势，美元的升势与马克的跌势才有可能止住。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元汇率由十分疲软走向十分坚挺，部分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政策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在判断政府经济同步性问题时，期待的因素要予以充分考虑。如果政府之间的政策并不存在同步性，但外汇市场已经对它有此期待，那么，这种期待与实际的政策变化所起的效果是大同小异的。
经济政策完全的同步性在外汇市场并不多见，经常可能观察到的是经济政策的共同协调。它的目的并不是使经济政策完全趋同，而是为了稳定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
例如，1992年9月德国减息，并不是因为德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有此需要，而是为了缓和岌岌可危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这样做的目的基本上是为了帮助欧洲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稳定它们的货币汇价。
要判断政府之间这种政策协调对外汇市场的影响，首先要分清这种让步性协调对该国经济的效益。
政策协调从实际效果来看有两种，一种是对双方经济都有利的协调，另一种是牺牲自己的利他主义协调。第一种协调并不常见，因为既然于己有利，或利大于弊，又何乐不为。经常看到的是第二种被迫性协调，由于民族利益等原因，它常常不能维持很久。
因而，它会给外汇市场传递各种信号，使人们不断去判断它对外汇行市的影响，这本身有时会引起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
在判断政策的共同协调时，还要看这种协调政策与其现有的长期政策之间的关系。
例如，为了政治利益的需要，如大选等，现任政府可以临时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来刺激经济，从政策的推行到引起通货膨胀又有一个时间差。对于这种政策变化，外汇市场当然会作出迅速反映，外汇价格便出现一个大起大落的局面。其他国家有时会作出相应的调整，希望能纠正外汇市场出现的波动。
但是，等这种临时性的政策执行过后，如大选结束，外汇价格又会朝原来的趋势靠拢。对那些能充分认清政府经济政策变化实质的投资者来说，就能较准确地预期到外汇行市的波动规律，作出准确的投资抉择。
比政府之间经济政策直接协调次一等的协调，就是工业国家联合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一般来说，如果工业国家有经济政策的趋同性，或能在外汇市场上进行良好的政策协调，那么，如果外汇长期波动(或失衡)是由政府政策不协调引起的，这种外汇波动会随着政策趋同而自动纠正，并不需要政府共同对外汇市场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可见，如果工业国家对外汇市场进行大规模的联合干预，常意味着各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变，而且也都不愿意进行协调，其原因又常常是各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同。
对于外汇市场出现的政府共同干预，投资者应该坚持的准则是，汇率主要是资本市场的变化，即利率的变化决定的。
利率变化会导致外汇市场对未来汇率期待的变化，外汇的现货价格就根据这种变化进行调整。如果投资者仅仅根据政府干预本身来判断外汇的未来走势，就可能选择了虚假的经济新闻，或对正确的经济新闻进行错误的分析，从而作出最后输钱的投资决策。
例如，如果美国的实际利率始终高于德国和日本，大量的国际资本自然会流向美国，而美元对马克和日元的汇率就会持续坚挺。在这一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投资者就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把资本从美国转移到德国和日本去，也没有必要把外汇投资从美元转移到马克和日元上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进行支持马克和日元的共同干预，是一种违背公共利益的干预，虽然会有短期的效应，但很快就会被外汇市场拒绝。
当然，人们也不能绝对地从利率差来判断政府之间协调干预外汇市场的有效性。用利率差来判断外汇市场波动趋势的前提是资本要有充分的流动性。
例如，如果日本对本国资本的国际流动有一定的控制，日本的利率变化对美元和日元汇率变化的影响就不会很大。其原理不难理解，如果日本政府严格控制本国公民对外汇的持有额，则日本利率的上升并不会导致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度上升。这也是80年代以前，日元与美元的汇率并不能充分反映美国与日本之间利率差变化的原因所在。
比政府联合干预效果还要差的是一国政府单独干预。由于一国的外汇资源有限，在工业国家经济政策不协调的情况下，这种干预经常会失败。1992年11月19日，瑞典想坚持把本国货币克朗与欧洲货币体系挂钩，但由于马克在德国坚持高利率政策的影响下保持坚挺，克朗在外汇市场上被猛抛，克朗对马克的汇价迅速下跌。
瑞典中央银行不但在外汇市场进行支持克朗的干预，而且把隔夜短期利率从8．5％猛增到20％，仍没有最后止住克朗的跌势。每隔一天，瑞典被迫宣布将克朗与欧洲货币体系脱钩，任其在外汇市场自由浮动。
工业国家最不需要花大代价的政策协调方式是相互之间及时交换信息，它的优点在于使工业国家的政府不仅知道其他国家的政策变化，而且了解其他国家对本国经济政策变化可能作出的反应。这样交换信息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有时能避免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
但是，它避免外汇市场波动的前提就是信息协调的准确性。事实上，由于交换信息的官僚主义程序、某些政府官员对其他国家政策的无知或错误理解，反而可能会使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换给外汇市场以错误的信号，引起外汇市场不必要的波动。从理论上判断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换比较容易，而实际上去理解就比较困难。
例如，每年发表的七国高峰会议公报并不一定使外汇市场得到准确的政府交换信息的信号。又如，1987年2月22日，西方工业六国在法国巴黎开会，就稳定外汇市场达成卢佛尔协定，它虽然表面上只是一个政府的口头承诺，暗地里确有一个确定的干预目标，即如果美元对马克的汇率上下浮动超过1．8250马克的5％，对日元的汇率上下浮动超过153．50日元的5％，政府就出面干预。
这一浮动目标是根据对各国政策目标和经济情况决定的，但会议结束后不久，这些目标就在外汇市场被打破。这里有两个失误，一个是政府对信息判断的失误，另一个是政府对市场反应的判断失误。
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果政府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经常失败，那么，在新的协调目标提出后，也不一定立刻被外汇市场所接受，原因是它在外汇市场上已经失去新闻作用。对于外汇市场上的这种现象，理论上已难以解释，而要靠心理因素去解释。不管怎样，在判断外汇市场的长期走势时，工业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是不可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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