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避险因素影响。3月以来全球疫情出现了新一轮上升和发酵,并且在内因和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等外因推动下,土耳其采取加息举措,促使土耳其总统罢免了央行行长并任命支持低利率政策的新人选,打击了海外投资者对土耳其资本市场的信心,外资加速流出,土耳其股汇债三杀,这也一定程度引发了国际资本对新兴市场的担忧,新兴市场资金有所流出,或也推动资金回流美国。
表面上,在以上因素影响下,美元指数确实有所走强,但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如此多因素同时发挥作用,美元指数最终呈现的强势程度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同2020年8-9月类似,1-3月美元指数的表现更为接近一个下行大趋势中的反弹,近期随着疫情优势、美债利率上行、财政刺激等因素的短期消退美元指数可能重回下行趋势。
2、美元大周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信用扩张与收缩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美元回落趋势的实质是什么? 我们认为,美元大周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元信用扩张与收缩对美元总量流动性的影响。
美元弱与全球美元流动性扩张互为因果。2020年下半年开始的9年美元弱势将与全球信用扩张形成相互强化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元强弱既是全球宏观经济环境的结果,又具有其作为全球中心货币的显著溢出效应。美元的强弱与全球美元信用(商业银行对所有部门的国际信贷(Claim)占GDP的比重,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IS))之间存在一个互相加强的关系,美元走弱带动美元信用扩张,美元信用的扩张通过增加美元供应带动进一步的美元走弱,这样的进程上一次出现在2002年至2007年。
全球美元信用扩张早于美元指数回落且持续性强,而本轮信用扩张实际已于2019年开启,预示着美元指数的长期弱势。从历史情况看,美元信用扩张实际上早于美元指数的走弱,以2000年为例,国际信贷占/GDP的比重出现在2000年三季度,而美元指数的底部出现在2002年一季度,间隔一年半;本轮周期中国际信贷占/GDP的比重从2019年开始出现上升,对应美元指数的底部出现在2020年二季度,间隔7个季度,与上一轮的规律也十分接近。且从历史来看,每一轮信用扩张开启后,会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上一轮的信用扩张始于2000年三季度,终于2008年一季度,持续时间7年半。因此,预计本轮业已开启的信用扩张也将有较长的持续期,预示着美元指数进入长周期弱势。
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开启了本轮美元长期弱势和美元信用扩张的自我加强过程。2020年3月和4月新冠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和全球美元流动性窘迫促使美联储快速采取无限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推动美元指数告别本次从2011年以来超过9年强势、转向弱势的关键推手和起点。而当前美元初步出现的弱势与全球美元信用初期的扩张势头均已出现,未来将进入一个自我加强的过程。基本面层面,全球从疫情中复苏的大趋势,也应对应着全球加美元杠杆,美元信用扩张、美元供给上升和全球金融周期向上。这是美元指数进入长期弱势的根本原因。
近期美元强势程度有限恰恰反映出美元信用扩张的影响。简单来说,在上文对美元的支撑因素中,其实主要体现的是影响资金在国别中进行选择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即结构上资本流向基本面预期更好的国家/地区。但是,更为宏大的背景是,全球处于一个共同复苏的时段,那么仍然倾向于支持一个全球加美元杠杆的大环境,美元供应从总量上仍是趋于增加的,这是美元处于弱势周期的根源,也抑制了美元的走强幅度。基于此,我们也认为美元指数的走势是短期反弹,而非长期反转,这意味着新兴市场面临的国际资本流动环境仍然友好。
美国资本流动形势印证了美元信用扩张与弱美元的逻辑。一个支撑上述分析的证据是美国的国际资本流动净额。这一指标主要衡量了美国证券市场的资本流入情况,传统观点会倾向于认为,强美元时期就意味着流向美国的资金增加,弱美元时期就意味着流向美国的资金减少,但是实际情况是,2002-2007年的弱美元周期中,美国的国际资本流入净额很高,而在美元指数显著走强的2013-2016年,美国的国际资本流入净额也出现了明显的萎缩。这从侧面说明了,不是资金的结构性流向在决定美元强弱,而是总量逻辑在发挥作用:当美元信用扩张,全球美元流动性充裕,美元走弱,美国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入同样上升;而当美元信用收缩时,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紧,美元走强,但美国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入同样出现萎缩。
美元信用扩张后回流美债市场,有助于压低美债收益率中枢。美元是全球中心货币,也使得美债成为了全球资金配置的资产,美债利率水平受到全球因素的影响,而不仅仅是美国国内因素。因此,美元信用扩张带来全球美元流动性充裕和美元指数回落,也会增加全球用来购买美债的资金规模,从而对美债收益率有着压低作用。2005年格林斯潘曾提出“利率之谜”,即美联储不断加息但美国长端率始终维持较低水平,实际上也可以用全球美元信用扩张然后回流进入美债来解释。因此我们仍然预计当前美债收益率的中枢水平相对较低,近期美债收益率也从1.74%的高点有所回落。
3、美国可能货币财政双宽松
1.9万亿美元的《美国拯救计划》和2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美国就业计划》仍可能加大美国财政赤字。美国是消费国(货物贸易呈现逆差),其需求经由贸易渠道对全球产生影响,财政赤字的扩大意味着美国需求通过进口和贸易逆差的形式更大程度拉动全球。
拜登政府的顺周期财政政策有其政治层面考虑。积极的财政政策本身有着逆周期的属性,但是美国执政政府换届和连任的诉求成为了美国财政积极背后的根本性推动因素。特朗普上任初期的减税政策实际上也是顺周期的财政政策。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当前民主党占据了参议两院的多数席位,为其政策推行提供了很大方便,而明年的中期选举增添了席位层面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当下积极推行财政计划也是拜登政府的理性选择。对于基建法案,民主党最早可以于7月启动新的预算和解程序,从而提高计划通过国会投票的概率,并有可能在9月底前通过该方案,据此来看,其实际应用和对经济产生效果的最早时点在10月。
只是,顺周期的财政刺激加大货币政策挑战。财政刺激计划可能至少部分需要美国政府进行更大规模国债的发行。而这会不会带来美债收益率的显著上行,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取向,因为如果美联储在购债规模上没有加码或配合,那么美债供给压力的上行将主要反映在利率上行之上。而从2020年来看,美联储月度购债规模的变化还是与美国国债的净发行情况存在关联。从2020年6月开始,美联储便宣布将维持月度至少800亿美元国债和至少400亿美元MBS的QE速度,而以2021年3月为例,美国国债净发行额从上月的454亿美元上升至1363亿美元,美联储增持的美债规模也相应上升至977亿美元。
近期美联储对货币政策的表态重回宽松,未来仍有可能实质性加大购债规模,从而形成货币财政双宽松格局。4月9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IMF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表示,世界各国开展新冠疫苗接种的形势并不一致,这是经济复苏面临的风险;美国复苏发展不均衡,要看到通胀和就业的实际进展才会缩减QE;美联储需要保持对经济的支持,直到再也不需要为止;重申通胀只是暂时上升,有工具解决通胀太高的威胁。鲍威尔相对前期更为鸽派的政策表态可能与当前疫情形势的变化以及财政政策的走向均存在关联,未来美联储仍然可能通过实质性增加购债的方式来维持国内流动性环境的平稳。
责任编辑: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