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现在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变成越来越突出的矛盾，主要问题在哪儿？我简单说说我的判断，比较集中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居民收入内部的分配状况怎么样。单纯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高了还是低了，说明不了整个问题，关键还要看在居民收入的内部分配状况是怎么样的。

　　从居民收入分配内部来看，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数据看，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除了2004年发生口径调整外，之前和之后变动趋势都是下降的，把1990年—2008年这18年间变动趋势加在一起算，扣除其中的口径变动因素后，下降幅度大约是10个百分点。

　　另一个数据来源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居民住户调查计算劳动者报酬。其中农民的收入中既有劳动报酬，又有土地和资本的回报，个体经营者收入中也有劳动报酬和非劳动报酬，统计上分不开。我做了一些计算，给这些报酬设定不同的权重，做了一个敏感性分析。比如说农民的劳动报酬（除工资性收入以外）分别按他们全部家庭经营纯收入的40%、50%、60%、70%，计算。城镇居民收入中，把经营净收入中也划出一部分作为劳动报酬。这是因为这中间包括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收入，而个体工商户本人通常是参加劳动的，他们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劳动收入。企业经营者也可能自己不拿工资，但他们的经营收入中也包含一部分劳动收入。因此我们把城镇居民的经营净收入分别拿出来10%、20%、30%的权重作为劳动收入，再来计算劳动者报酬。经过这样一些调整之后，几种不同的算法，得到的结果都是一致的，就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都是明显下降的。

　　住户调查数据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关键是遗漏高收入居民收入的问题。但是在劳动报酬方面，我认为它的遗漏是有限的，它遗漏的主要是非劳动收入。换一个角度说，在居民收入中间，高收入居民和低收入居民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不同居民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并不仅仅表现在初次分配领域。再分配领域的问题相当突出。例如，一部分居民得到的灰色收入，可能实际上是一种逆向的再分配，是把公共资金或者普通居民的收入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分配不均等。我们目前城镇就业人数超过3亿人，几项基本社会保障只覆盖了其中的1.3亿到1.7亿人。有一半城镇就业人员没有被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主要是农民工和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城镇居民。这些没有被覆盖的人群，恰恰是最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他们收入水平更低，工作更不稳定，而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没有把他们覆盖进来，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

　　公共服务的分配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医疗、教育方面的政府资金分配，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偏向于城市，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偏向于大城市。从能享受到公共服务的人这个角度来看，可能收入高的人享受到的更多，低收入的人享受得更少。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不均等，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今天讨论会提出来的题目是国富和民富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统计数据显示，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大量没有纳入统计的灰色收入也包括进居民收入，那么居民收入总量占GDP的比重也许并不低。但问题在于灰色收入并不是在居民中平均分配的，只有少数人拥有大量灰色收入，而且可能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得到的。

　　政府和企业占比是否过高？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果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政府收入占比可能不算高。但问题在于政府收入用在什么地方？多数发达国家政府收入的主要部分，是用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而我们的政府收入，更多的是用在投资和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支出，其中包括大量的政府自身消费。

　　政府这些年的支出也不少，花了很多钱，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这应该说是必要的，对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各地政府也花了很多没用的钱，比如说有很多城市修巨大的广场，超宽的马路，花很多钱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都花在钢筋水泥上了。

　　如果这些公共资源能够更加合理地利用，首先解决当前最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如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问题、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那收入分配状况要远比目前状况好得多。所以我觉得通过改革解决政府职能问题，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向公共服务，转向为社会提供服务，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才有可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而且并不是只有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才能拉动GDP，老百姓消费也能拉动GDP。内需扩大了，结构理顺了，经济增长会更健康、更可持续。

　　这里还涉及到调整初次分配和调整再分配的关系问题，我个人还是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再分配上面。我对政府过多干预初次分配有一个担心，比如对私营企业下命令说你明天把工资再提高20%，他可能说我受不了，企业要亏损，要垮台了，还可能会减少就业。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可能最直接的就是首先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提高国有企业的工资，而国有企业有很多集中在垄断性行业，这样一来的话，反而导致了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实际上真要解决初次分配领域的问题，就涉及到一系列制度建设问题。包括政府怎么保证一个合理的最低工资水平，至少不要让一部分人工资收入过低，也包括建立劳资谈判、工资协商机制，这些方面的问题政府其实是可以推动的，而不是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场机制。但是工资协商机制可能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这方面的推进有赖于其他一系列改革的进展。而当前，一些再分配问题更加突出。所以我更多强调的是再分配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解决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外也涉及到如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些垄断性或资源性行业，如煤炭、石油等，它们的超额利润大部分来自资源收益，而不是一般的经营性收益。自然资源是属于全民所有的，它不该属于从事资源开发的企业所有，谁拿到就归谁是不对的。

　　一般认为，就是打破垄断，加强竞争。这在有些部门可以做到，有些部门不一定能做到。比如像石油，如果石油行业实行完全竞争，谁想开石油公司都可以开，谁想抽油就可以抽，那么干会造成极大的资源破坏。所以这些部门实际上是天然垄断部门，而天然垄断部门的收益怎么分配？我认为是需要通过再分配手段，政府把这个钱拿过来用于公共服务。

　　再一个方面是国有企业利润分红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似乎进展缓慢，5%、10%利润上交，而且是国资委掌握。第一，这些国有企业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垄断行业经营的，它有相当一部分收入是垄断利润，对这部分垄断利润，5%、10%的分红比例，我觉得解决不了问题。第二，这钱恐怕是应该纳入公共财政，用于公共服务，而不是交给国资委，再拿来向国有企业投资。因此政府怎样调整收入再分配关系，这是一个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