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金融投资报报道，海外资金入市本身，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在中国股市如此极度低迷的当口，对内一筹莫展的三大交易所，却如此张扬地热衷于海外请兵，居心何在，毕竟有点非同寻常。

　　要说请海外资金入市是为了救市，恐怕三大所自己也说不出口。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截至9月19日，外汇局累计核准157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共计308.18亿美元投资额度，其中今年以来共计核准了72家QFII机构91.78亿美元的投资额度(含追加投资额度).QFII由于其入市的规模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一时之间成不了鳄鱼，可以被寄予希望的据说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了。可是，QFII进入中国的10年之中，中国股市的生气和活力却反而变得越来越少，QFII的“鲶鱼效应”又在哪里呢?再说，尽管今年以来QFII增加了近30%的投资额度，但是，对于今年以来股指一泻200点的跌势，又何曾起到过一点救市或托市的作用?如果说，这就是三大交易所这十天海外路演的“丰硕成果”，岂不令人汗颜?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一碰到什么问题，想到的就是请“洋大人”帮忙。这或者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吧。笔者在这里无意贬低“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所曾经起到过的进步作用，但中国股市的“洋务运动”，奉行的是“宁赠外人，不予家奴”的方针。中国石油美国上市，融资不到30亿美元，给别人的分红却达4倍之多。回到A股上市，融资额相当于95.4亿美元，是在美融资的2.29倍，可当年派发给股东的分红却还不到6亿元人民币。中国石油分红天差地别的这两本账，可以说，就是整个中国股市在利益分配机制方面的无比生动的写照。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把证监会的分红政策说成改革新政，仿佛只要分红新政一到位，中国的股民就翻身当家成为了不起的股东似的。殊不知，中国股市的游戏规则既不是“零和交易”，更不是“正和交易”，而是“负和交易”。不要说洋股东和土老鳖不一样，大股东和小股民不一样，机构和散户也是不一样的。低成本融资入股不仅让“洋大人”一本万利，让大股东一夜暴富，成就了无数登峰造极的中外亿万富豪，也让一级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和具有资金优势的强势投资者，先于二级市场投资者赚了个盆满钵满。而在二级市场拼个你死我活的散户，最终无不两败俱伤，鲜血淋淋，连年亏损。由于上市公司在分红上几乎个个都是“葛朗台”，在除权除息和不对称红利税的双重挤压下，分红对于个体投资者更是不仅等于自掏腰包自己给自己分红，而且还要代人纳税，为他人作嫁衣裳。也就是说，分红新政的阳光如果不能一视同仁地照射到散户，又何谈什么救市不救市?

　　当前的中国股市，缺的不是资金，而是信心。如果不改变IPO为融资服务的市场定位，不改变“重融资轻回报”的基本方针，不改变“视投资为投机，视散户如仇敌”。看不得行情上涨的监管政策倾向，那么，任何徒有虚名的救市空话，都无助于市场信心的恢复。将市场信心的恢复寄托于外资“救市”，更无异于与虎谋皮。问题不在于中国股市要不要引进外资，该不该通过引进外资，改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和市场的投资者结构。问题在于，任何资本都具有逐利性。外资机构一边唱空中国，一边又要求放宽额度。其“司马昭之心”，诚可谓“路人皆知”。而我们的管理层一不肯放弃行政审批权，还市场以资源配置优化方式的自主选择权，二不肯主动改变市场利益分配格局，还投资者以获取投资回报的权利，却动不动就把这样的机会拱手相让给他人，放任制度性红利外流到海外投机资本的腰囊。如此“海外请兵”，说到底，还是“胳膊肘朝外拐”的思路在作怪的表现。请海外资金抄中国股市的底，同名为“战略投资者”实为“投机逐利客”的海外投资机构贱买银行股一样，对于低迷的中国股市来说，与其说是请来的救星，不如说是引狼入室。这对于亏得苦不堪言的中国股民不仅意味着不公平，如果说一种期待中的市场新改变即将到来，那么，就更有可能是一种有人被请为“座上客”，有人却被无情地甩出转型变革历史轨道的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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