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青松介绍，我国上市公司由于发展的内外部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具备了先进的治理优势和优越的发展环境。在新型治理机制下，经过22年的持续发展，上市公司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不断改善，成为推动企业改革和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在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方面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达到2342家，总资产102.89万亿元，营业收入23.32万亿元，占GDP的49%，利润总额2.61万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48%，上市公司缴纳的所得税占全国企业所得税的34%。

　　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股市共计实现融资4.8万亿元，最近4年公司信用类债券年均新发1.57万亿元；最近6年（2006年至2011年）上市公司实施行业整合类重大资产重组，累计交易金额约7570亿元。资本市场加速了经济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促进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有力推动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和升级的步伐。

　　“在新型治理机制下，我国上市公司初步形成透明、持续、稳定分红机制，逐步形成公平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社会分配机制。”安青松表示。他介绍，统计资料显示，上市公司分红金额由2007年的2747亿元增加至2011年的5983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2%，利润分配率基本保持在30%-40%的水平。截至2011年，我国境内上市公司连续5年以上进行现金分红的公司为727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35%；沪深两市共用206家上市公司累计现金分红金额超过融资额（含首发）。2012年上半年的上市公司年化实际支付股息率的整体水平由上一年度的1.82%提升至3.72%，增加了1.5倍，高出同期一年期银行利率0.72百分点。

　　2011年，我国境内上市公司的分红家数占比为76%，分红净利润占比为31%，明显高于新兴市场和欧美成熟市场的平均水平。2011年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实际支付股息率平均水平为1.82%，与规模相近的美国、英国等市场相比大致持平。如以2012年上半年3.72%的年化股息率进行比较，我国境内上市公司的股息率在全球主要市场中位居前列。

　　“在新型治理机制下，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形成良性互动。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获得经济增长‘源头活水’的同时，形成了公平的社会分配机制，保障了上市公司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安青松说。

　　与此同时，安青松认为，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属性，决定了公司的生命力在于公司自治。从公司实践看，公司治理是公司自治的重要机制，因此，应当具有自觉性、自发性和主动性。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形成，与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家族企业公众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改制上市要求建立“新三会”并公开运作情况，其优点是整齐划一，规定公司治理的监管底线，不足之处是上市公司治理缺乏自觉性、自发性和主动性，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治理缺乏深刻认识，割裂了公司治理与公司经营的相关关系，割裂了公司治理与投资者信心的本源关系，造成上市公司治理出现“形似神不似”现象。

　　从公司治理的国际经验看，世界各国公司治理大致都经历了理论探讨、制度设计、实践检验、倡导最佳实践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当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反思、总结公司治理的有效性问题，倡导公司治理最佳做法，往往成为改善投资者关系，提振投资者信心的重要工作。国际经验表明，公司治理没有统一的模式，也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只有上市公司切身感受“管用”，才会在公司自治中自觉运用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