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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金融资源走向资本市场——访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

加入日期:2014-1-14 10:11:59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提法宣示,中国在通往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时强调,政府要在简政放权、加强宏观调控、维护公平正义、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未来,中国经济转型需与金融改革协同推进,也更需要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日前,记者采访了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

  记者:请您谈一谈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发展情况。

  祁斌:我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我国的改革开放从农业市场化即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进而实现了轻工业市场化、重工业市场化,现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金融市场化。“中国奇迹”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不断市场化、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

  在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经济保持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从2013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正式告别“8时代”,即经济以8%以上的高速增长的时代。所以,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2013年可能是标志性的一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最近提出,我国正在经历的“双重转型”,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即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同时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但是,简单化地保增长,即多发货币和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多发货币将导致通货膨胀,对于很多新兴经济体而言,比如拉美国家等,很多经济崛起的进程就是被高通货膨胀所中断的;而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会延缓经济转型的步伐。因此,我国经济政策最大的难点就是要在增长、通胀、转型三者之间寻找平衡。

  记者: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存在哪些问题?

  祁斌:我国经济有两个“堰塞湖”,即资金“堰塞湖”和企业“堰塞湖”,它们直接指向了我国金融体系中一些落后的方面。

  首先是资金“堰塞湖”。过去30多年,我国人均GDP增长了100多倍,而人均储蓄增长了1300多倍,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倍,因此形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一方面,中国社会拥有巨量的社会资金;另一方面,这些资金缺乏良好的投资渠道,由此带来了炒房、炒矿、炒棉花、炒洋葱等各种投机现象。

  其次是企业“堰塞湖”,或称IPO“堰塞湖”。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有1400多万家。截至2012年12月31日,浙江省销售收入超过亿元的企业有9710家,中关村(000931,股吧)科技园区内符合上市公司财务标准的企业约有1000家。这些企业对于资本市场或金融服务的需求有多大?从国际上看,美国纽交所连同纳斯达克大约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其中40%是国外企业,60%是本土企业,大约为3000多家。假设经过若干年,我国未来的上市公司是美国的3倍,即约有1万家上市公司,那么,中国还有大约1399万家中小企业。并不是这些企业都会去上市或挂牌,但其中的确有很多企业会与资本市场结合。这能够大大加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也能大大加快经济和企业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经济这两个奇特的“堰塞湖”,是悬在中国经济社会上的两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由于资金找不到企业、企业找不到资金,而酝酿着巨大的经济金融风险,这充分说明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不足。

  记者:针对此种情况,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祁斌:对此,我们应该善用资本之手推动全方位经济转型。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全方位的,包括传统产业的整合和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外需为主转向内外需平衡发展,加快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从沿海经济拉动转向加快中西部发展速度,从关注经济增长单一目标转向建设美丽中国等6个方面。要实现这样的全方位经济转型,资本市场应该发挥作用。

  一是发展新兴产业需要借鉴硅谷模式。硅谷模式的成功在于创造了一个资本和科技无缝对接的机制。在这条狭长的山谷里,创业者能够找到他的第一笔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家能够找到他想投资的技术。在硅谷崛起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创造一个让各种创新要素,包括科技、资本、人才、专利等自由结合的环境。

  近年来,我国光伏高科技产业失败的鲜活例子,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无论是战略型新兴产业,还是高科技产业,通过行政之手去过度干预的发展方式是非常危险的。

  二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广大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而我国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着从正规渠道融资难的问题。银行的金融属性是风险规避型,一方面政策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倾斜贷款,另一方面银行又面临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收益不对称问题。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风险收益不对称问题?答案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此次欧债危机中的希腊,就是因为养老体系出现问题而导致国家破产。我国要吸取希腊的教训,借鉴国际经验,建立起第二支柱,让大家不断积累资金的同时,通过股市、债市、VC、PE、房地产基金等组合投资,寻求相对稳健的回报,通过专业投资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四是资本市场化成为城镇化背后的推手。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潜力。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为52%,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0%。根据统计,城镇化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对应将有1000多万人口进城,对应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为1万亿元。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中国未来20年~30年的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的基础设施融资额为30万亿元~35万亿元,这些投融资需求需要大力发展资产支持证券产品和市政债产品。这在客观上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了空间。

  五是中国经济“走出去”。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的步伐加快,每年我国企业在海外参与并购的有六七百起,试图并购的有1万多起,但是大部分没有成功。这与我国金融服务不完善有关。美国通用和福特走向全球的时候,美林和高盛跟着“走出去”,为其提供财务顾问、资信、定价策略等,也因而成长为真正的国际投行。相比而言,我国证券服务业的服务能力有限,竞争力远远不够。在吉利收购沃尔沃时,为其提供服务的前三家机构分别是高盛、工商银行和大庆油田。

编辑: 来源:国土资源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