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杨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德国宣布全面“弃核”。在此背景下，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成为投资者关注的重点，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也因此在当时骤然清晰起来。
但三年过去了，德国国内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回报难以“匹配”投资者的高预期，导致投资额出现下滑，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路线图面临“褪色”危局。
梦想冲撞现实
普罗康(Prokon)是一家在德国北部开展业务的可再生能源上市公司。4月3日，该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其员工已自发延长工作时间并放弃半数周末，也就是以“连续工作12天，每天工作12小时”的工作模式来避免公司陷入倒闭。
“发展可再生能源不仅能赚钱，还可以为环保做出贡献，”普罗康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CEO)卡尔斯滕·罗德博图斯的这番话，以及关于公司“实质上仍十分健康”的声明，是他本人在发布会现场得到员工热烈掌声的仅有理由。但会下，他面对的却是公司大股东越来越多的“兴师问罪”甚至“拂袖而去”。
大股东的愤怒可以理解：他们向普罗康公司提供了高达14亿欧元(约合19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是因为相信罗德博图斯“连续20年6%回报率”的高回报许诺，或至少“能在退出时全额收回最初投资”。可现在，普罗康公司不仅无法兑现高回报承诺，连全额退回投资都有可能导致其自身倒闭，于是才有了该公司员工自发更改工作模式、平均每周工作72小时的一幕——他们不想令7.5万名公司股票持有者失望，更不想让自己失业。
当然，大股东决定投资普罗康并非仅源于罗德博图斯的“一面之词”，在德国宣布全面“弃核”之时，该国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愿景足以吸引任何一名有实力的投资者，即使当年全德可再生能源企业员工每周都只工作40个小时而已。
从20%到2.5%
与普罗康公司“命运”类似的德国可再生能源公司并不在少数。例如拥有35个风电园区、总装机31万千瓦并在股票市场上募资4.7亿欧元的Breeze Two能源公司，就曾向投资者许诺其年度回报率将在5.3%至6.1%区间内。但事实上，该公司却在2008年和2011年遭遇损失，并在2011年底负债2.055亿欧元。
据德国风能协会投资委员会主席魏纳·达尔多夫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德国相当一部分可再生能源项目采用的是闭合式基金募资方式，即接受固定数量的投资者资金，并在一般为20年的运营周期内每年分红。但目前，其中半数项目的运营企业无法兑现每年分红的承诺，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基金投资者将“保本”都当成一种奢望。
数据显示，原本被期望年度投资回报率最高可达20%的德国可再生能源行业，目前的平均年度投资回报率仅为2.5%。现年63岁、自2002年开始就一直供职于德国风能协会投资委员会的达尔多夫指出，2.5%的平均年度投资回报率意味着德国可再生能源项目基金投资者在10年时间里的回报率是25%；但从1990年开始担任风能项目顾问的25年从业经验告诉他，投资者的相应期望值“应在60%至80%的区间内”。
如果深挖德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与回报数据，情况则更加糟糕：在全德国运营10年以上的风能园区项目中，有1/5的项目从未向投资者进行过回报率在2%以上的年度分红。达尔多夫预计，未来即使德国可再生能源项目基金债务负担减轻，也“只有位置极佳的项目能够证明自身的投资价值”。
前路荆棘密布
种种迹象表明，可再生能源行业虽然是德国能源行业的不二选择，但其仍然难以满足投资者的回报需求。一方面，根据德国能源消费者保护运动提供的信息，德国目前的许多可再生能源项目存在着结构不合理和透明度缺乏等问题；另一方面，普罗康等企业濒临破产的现状，也让投资者对德国可再生能源行业望而却步。
从此状况来看，德国可再生能源行业未来实现高投资回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况且，该行业未来发展道路上还面临着其他一系列风险。
首先，由于越来越多项目基金投资者选择退出，银行贷款占德国可再生能源项目资金实际来源的比例已升至70%以上，比35%的投资风险“警戒线”高出一倍，这在客观上限制了项目吸引更多优质资金的能力。
其次，德国可使用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还存在缺陷，有待进一步优化。但在此之前，项目不得不承担复杂且花费高昂的维修工作。
另外，“大自然母亲”也跟德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开起了玩笑。很多项目上马时针对森林资源发电潜力的预估现在看来有些好高骛远，这也严重影响了项目的实际回报——要知道，如果森林中的风速较预估数值低10%，那么其所发电量就要较预期低出三成左右。
再者，德国联邦政府2013年夏天针对闭合式基金存在问题所制定的法律，由于没能确定具体使用的基金类型实际上只能“隔靴搔痒”，德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也因此不得不转向那些代价高昂且风险更大的融资模式。
对此，德国《明镜周刊》指出，2011年，全面“弃核”的外力令德国可再生能源行业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而现在，“内力”的欠缺又让该行业发展的路线图有所“褪色”，并重新回到“寻机—探索—发展”的“内外兼修”路径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