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玲28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在开源上，应立足国内增强能源供应能力，尤其是促进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开发；在节流上应节约优先，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着手，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单位的节能工程等。抓好这两头关键都要通过技术和制度革新，实现能效的提高。

　　人均资源水平低、能源结构不合理是我国基本国情和“软肋”。数据显示，我国消耗全球近一半的煤炭，但综合能效不足40％，比世界发达国家低15％到20％。从度电GDP产值来看，我国一度电的产值是1．71美元，日本、欧盟、美国分别是7．5美元、5．2美元和3．62美元。

　　邓建玲认为，提高度电能效，尤其要挖掘存量资产的节能潜力。比如燃煤发电厂的能效治理大有可为。在华电集团旗下的一些发电厂，利用吸收式热泵余热回收技术提高了三分之一的供热能力，利用一种高速分离器使煤粉在燃烧前实现粗细分离，可提高11％能效。“这些技术都可推广至石化、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建议利用当前产能过剩的机会对高耗能行业实施节能减排专项治理。”

　　在通过开源调整能源结构方面，邓建玲建议，我国应“多用气、少用煤”，在加大水电、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及沿海核电发展的同时，适度提高天然气发电的比重，加强天然气管网建设和沿海液化天然气站建设。

　　国家能源委会议指出，在新型城镇化等“新四化”建设中，能源消费还将进一步增长。邓建玲认为，要运用新技术提高增量资产的节能水平，应大力发展智能电网和分布式能源。如利用风和太阳能等新能源因地制宜建设区域或楼宇分布式能源站，在气源充足、价格承受能力强的发达地区建设燃气分布式能源。

　　邓建玲建议，在把能源消费强度作为对地方政府考核主要指标中，要重点衡量度电GDP产值、万元GDP能耗等指标。还应对气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发电的上网电价实行环保折价补偿制度。